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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何激活民间投资积极性

    民间投资占比下降,跟近年来出现的“不敢投”“不愿投”“不能投”现象有关。除了疫情和行业周期等因素之外,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民间投资?接下来如何激活民间投资的积极性?

    2022年第6期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封面

    2022年第6期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封面

  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 记者  王红茹|北京报道

    改革开放40多年来,我国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由小到大、由弱变强,已日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、优化产业结构、繁荣城乡市场、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。

    从投资总量占比看,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此前表示,2012年以来,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连续5年超过60%,最高时候达到65.4%;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,民间投资的比重超过八成,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投资的主力军。

    到了2019年,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至56.4%。2021年,民间投资占比进一步下降至55.6%。

    民间投资占比下降,跟近年来出现的“不敢投”“不愿投”“不能投”现象有关。除了疫情和行业周期等因素之外,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民间投资?接下来如何激活民间投资的积极性?

    加强地方落实中央政策的监管力度

    “我有过创业、大企业高管、专业投资经历,曾从业于信息技术行业。因此,在过去10年主要关注七大新兴产业里的科技创新企业,投资了几十家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。”新龙脉控股董事长曲敬东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采访时如是说。

    1988年,曲敬东开始在中关村创业,1995年赴美国投资创业,1998年回国后加盟联想,此后历任联想集团高管、三星电子全球副总裁。20多年的时间里,关于大型中国企业及全球化企业的战略、管理、营销、融资、投资、上市等运作经验,曲敬东了然于心。

    再后来,曲敬东成功转型进入投资领域,用10年时间发起设立新龙脉系列股权投资基金,已投资高科技企业超过 100 家。

    作为资深投资人,曲敬东分析,“目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,首先由于各地营商环境差异较大,有些地方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存在问题,影响了民间投资的信心和投资回报。其次是疫情对整个经济的影响,特别是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很大,导致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明显下降。”

    为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,近年来,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以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,相关政策聚焦于3个方面。一是持续为民营企业减税降费。二是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。三是不断拓宽民间投资的经营领域和范围。

    尤其是2016年出台了《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,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,民间投资增长呈现回升势头,增速从2016年仅增长3%左右,到2018年达到8.7%。但是到了2019年,民间投资增速又开始出现下降,仅为4.7%,2021年则为7.0%。

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陈小亮曾撰文《把政策落实到位才能切实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》,提出民间投资之所以积极性不高,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、贸易摩擦加剧等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加,导致民营企业整体经营环境变差。

    在他看来,更重要的原因在于,地方相关机构和部门未能有效落实中央政策,导致相关政策难以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。比如,虽然中央屡次要求“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”,然而,由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,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不断放缓,但是财政支出有增无减,导致地方政府部门面临较为严峻的财政压力。在此情形下,部分地方政府部门通过“费”或者“基金”等形式筹集非税收入,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的非税负担。

    曲敬东认同上述观点,认为应加强对地方落实中央政策的监督力度,避免各地在执行中央政策时“走形变样”。

    “国家制定相对统一投资激励政策之后,各地政策在执行中差异过大造成混乱。此外,还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,特别是信贷和税收政策支持力度,以及加大对个人财产和民营资产保护力度。”曲敬东说。

    创建更好营商环境,提振民间投资信心

    不同于曲敬东身上的创业者、高管和投资人3个标签,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的职业身份相对简单。

    “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,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经两次创业,并于2013年创立了英诺天使基金。截至目前,自己参与投资项目300+,多个项目上市及并购退出。” 李竹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介绍。

    英诺天使基金由李竹等清华校友于2013年4月发起创建,截至目前,已投资超过500个创业项目、直接管理50亿元人民币天使基金,专注A轮之前的早期科技投资。

    在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的波峰波谷之后,李竹对制约民间投资的因素理解颇深。在他看来,投资信心和营商环境是制约民间投资活跃度的两个重要因素。

    “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是首要因素。早期投资机构之前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,现在互联网平台不少都面临监管逐渐落地,对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带来影响,大家还不确定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新政策出台,因此大都持观望的态度。” 李竹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表示,除了树立民间投资信心,还应继续创建更好的营商环境。

    “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,改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,也是赢得区域竞争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。”李竹说。

    一直以来,营商环境受到从中央到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,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举措,比如大力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等,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
    全国工商联发布2021年度“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”调查显示,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满意度连续3年持续上升。

    在李竹看来,我国营商环境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,“从投资的角度,应该进一步规范并优化风险投资的设立和审批流程;从政策的角度,为创造更好营商环境,应出台相关监管政策并尽快落地,以提振民企信心,激发民间投资活力,减少观望和等待情绪,鼓励更多的民间投资进入科技创新领域”。

    有效降低民间投资门槛

    近日,北京市发布2022年总投资约1.2万亿元的“3个100”市重点工程项目,以民间投资为主的社会投资项目占比超50% ,投资额占比逾七成。

    近几年来,北京始终把扩大民间投资作为稳定有效投资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。

    融道(海南)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延生对北京的做法表示赞同,但同时认为对民间投资而言,政府投资项目设立的门槛太高。

    “只要是政府重点项目,我总体感觉是门槛高,有的体现在资质高,有的要求垫资高,有的要求工期紧。从项目组织的角度看,这些要求都合理,但实际上无形中大大限制了民间投资的参与范围。” 郭延生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表示。

   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接受媒体采访也表示,要更大力度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,继续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限制,降低民间投资门槛。

    事实上,即便降低了门槛,基于当前我国民间资本投资能力总体偏弱,能够参与到政府重点工程的民营企业依然是少数。

    改革开放40多年来,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弱到强实现快速发展有目共睹。截至2020年底,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已经达到4000多万家。

    但是,在郭延生看来,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强在民营企业的数量,弱在民企单体的质量。“尤其是涉及政府重点工程项目,一般民营企业实力会明显不足,和央企、国企竞争难有胜算。”

    将欲取之,必先予之。要提升民企参与政府项目的能力,郭延生认为,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,尤其应进一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,以提升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。

    “有了资金注入的活水,就有了增加投资意愿的动力。”郭延生说。

    (本文刊发于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22年第6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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